来源 荣兴下午茶
荣兴寄语
今天12月1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三十三周年，作为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份，不得不说深圳股票市场的出现，发展，壮大，所带来的贡献不可估量。
对深圳而言，深交易所的建立，更是开启了资本市场历史性的一页，可以说没有证券市场的繁荣也就没有深圳经济的繁华，证券市场对深圳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32年前的1991年5月16日，我冲破了当时深交所定位于深圳市地方交易所的范围，硬是把深交所变成了除深圳投资者外，还有上海，浙江，江苏等投资者参与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是我全力以赴，夜以继日，整整一年半顶着包括上至上海监管部门下至只做上海股票的股民等各方面的压力，为深圳证券市场的雄起，大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我是当事人，
我是见证人，
深圳股票市场的早期发展要为我记上重重的一笔，应该成为深圳股票市场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根“传真线”，我把深圳证交所变成了全国的深交所
现在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哪一家证券营业部，已找不到只代理沪市或只代理深市的证券网点，通过先进的卫星通讯技术，千里之外的委托交易在瞬间即可完成。可是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的年头，沪深间的交易是两地割据，沪深交易所行政上分别归上海和深圳两地政府管，两地业务监管分别由上海人民银行和深圳人民银行监管，因为经营的是“相同的品种”，所以相互排斥，相互挤压对方，包括打压在两地都想到对方经营的券商，当然包括不允许上海资金流向深圳。
话说上交所开业的前一天，1990年12月18日，我在《新闻报》（证券版）撰文《上交所成立好戏要开场》，除了看好上海股市外，还预测了：“深圳股市已临近股价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黑市交易已不复存在，场内交易量骤增。为分散风险，那些在深圳股市不赚‘最后一块钱’的投资者，预计会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价位较便宜的上海股市，深圳大户趁集中竞价交易规则的开始，肯定会杀入上海市场”。
深市的发展与我的预测完全一致，股价一路下跌，交投清淡，到1991年4月22日深市的全部5个股票出现“零”交易量。
究其原因可追溯到1990年5、6月间，深圳龙头股“深发展”在股市上直线上窜，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争议，深圳人民银行决策决定：由三家公有大股东计划抛出80万股，以平抑股市。继而又推出了当日股价不得超过10%的“涨跌停板”政策。但政策出台，股市温度依然不减，管理部门只好步步缩小涨跌幅区间。6月26日规定，涨幅不得超过1%，降幅不得超过5%，其潜台词就是：政府只欢迎降，不鼓励升。
1990年7月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证券税收规定：股息红利超过同期一年期银行存款利息部分，收交10%个人调节税，卖出股票征收6‰印花税。这一次调控措施终于奏效。到了7月中旬，5种股票价格便呈三落一平一涨态势。股价算是稳住了，但却出现了另一种料想不到的局面：无人交易了，股票又沉淀了下来。
8月中旬，传闻更为严厉的措施即将出台，一些捷足先登者开始猛抛手中股票，但吃进者也毫不逊色，1个多月来，股价小步快涨，想入市的人们干着急买不到股票，现在如久旱逢雨，憋足了劲，抛多少，吃多少。21日创下了开市以来最高成交纪录，10天的营业额超过1.6亿元，买方顶住了抛风，5种股价全部以1%的增幅顶格上涨，又令专家们和管理者“大跌眼镜”。在更高的股价层面，人们更大胆地向里冲。股价每日上涨1%，已被人们视为股市“规律”，股市的本性被扭曲了，买一张股票，每日增值1%，70个交易日便翻番，一年增值20倍，有人断言，深圳股市非得有一次大跌，否则不能使股民们成熟。物极必反，是自然界永恒的真理。一切好事总有个尽头。
1990年11月17日，《深圳特区报》首次刊出警辞：“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
1990年11月20日，深圳市政府针对股市混乱无序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治理的措施：
1、坚决取缔场外非法交易和一些人内外勾结搞包过户的黑市交易，从严查处有关人员；
2、调整涨落停牌，从这天起把股票日涨幅从1%调至5‰，而跌幅仍限为5%；
3、对购买股票的股民也开征6‰的印花税；
4、增加股票供给品种，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同时，市政府发出通知，禁止党政机关干部和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
11月20日，也是染指股票的深圳市民永生难忘的黑色纪念日。从这一天起，深圳股市开始了真正的历史性的大转折。一场为时10个月的空前大股灾临空而降。起初，由党政干部退出股市引出的抛风，诱发交易额惊人增长，以日计算，天天创造股市之最，短短10天，高潮迭起，天天惊涛骇浪，日日波澜壮阔，股市的抑扬顿挫，表现得淋漓尽致，多空对阵双方筋疲力尽。10天之后，行政措施的干预，很快收到了效果。深圳股市的“熊市”期已悄悄降临了。
12月13日，有关当局发言了，鼓励市民“保持信心，认识风险，别听谣传”。
第二天，政府又把跌幅限制由5%改为2%，成交额稍稍回升一点，但抛盘又顿时增大，此后股价再次逐日下落，每况愈下，噩梦醒来已是黄昏，悔之晚矣。
1990年最后的10天，是深圳股市最为灰暗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于12月18日在上海《新闻报》写下了对深圳股市不看好的预测。深圳股民开始“度日如年”。“打压”成功，导致崩溃，也是管理层不想看到的。
至1991年4月，深圳股市连续重跌了4个多月，跌幅平均超过40%，总市值跌掉35亿元。90%的股民想抽逃资金，但大势所趋，谁也别想溜掉。到证券交易点排一夜队，早上再发号抽奖，摊上第一名，才有点希望，并且仅仅是希望而已。因为每个交易日，日均才只有0.7笔交易，一个交易点未必能摊上一笔生意。股市冰冻已至极点，终于至1991年4月22日，深圳所有上市的5只股票成交量创下了零的记录，——没有一个人买单。
深圳股市的沉浮使人深刻地领悟到，过度的股市投机，确实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冲击和震荡。严厉的行政措施，也终于能将股市的投机遏制住。然而，没有交易，股市已不复为真正意义的股市了。投机者在短期股价变化中获利，正是股市活跃的根本原因。过度抑制甚至打击投机，就是抑制股票市场本身，取消投机，也就取消了股票市场。
对于证券市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维护投资者的信心更重要了，投资者信心受到伤害，就是市场受到伤害，所以温总理针对证券市场讲：信心比黄金贵。是千真万确，说到了根子上。
当时我判断深股经过暴跌，再走一段熊市可能会有大行情，同时更考虑到深沪两个市场不可能长期分割，应该联动，形成中国的证券大市场。
1991年7月4日在深圳交易所看望为黄万国报单的“基金部”红马甲
这时，上海股民试探到深圳去抄底，有的则积极鼓动我在上海开设深圳股票的交易，当时的大户杨良箴就曾几次找我，希望能带头开出深股交易。另一方面我知道公司曾和深圳国投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有互相代理的备忘录。
据深圳国投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交易部经理王光晨回忆，当时总经理汤午生是主动向上海另一家证券公司提出联手开办异地交易业务，那家公司3个月后复函：经研究暂不开展这方面业务。而这时，万国和国投基金部联手开办异地交易业务，已经一个月了。
“你们后来找了管金生？”
“是啊。”
“他多久给你答复？”
“谈了不到半天，两边老总就拍板签字了。”
不过，当时管金生误将深圳国投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看作是深圳国投（副总经理陈正蓉）的一个子公司，其实完全是两个独立法人，也没任何股权关联。至于深圳当地通过万国买上海股票（只是个别大户）是由万国机构交易部龚东海这里操作的。
我决意开设代理深圳股票的想法形成后，立刻作了一定的柜面安排、财务按排，即打电话到公司总部，把自己的主意报告总经理。管金生与王培君立即拍板：支持开办深圳股票业务。王培君还叮嘱：越快越好！兴奋异常的我连夜起草有关委托买卖深圳股票的相应规定，并在晨曦初露的5月16日早晨，把墨迹未干的通告贴到了黄浦营业部门口。
同时通知一批客户包括多次建议我开设深市股票代理的上海股民杨良箴等前来参与。
右二为股民杨良箴，右一为股民大老李李双成
好比一把烈火点燃一堆干柴，闻风而动的上海股民涌向黄浦营业部，迅速膨胀的资金通过黄浦营业部投向深圳，当天成交量就占深市的五成以上，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杨良箴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在深圳以外地方购买“深发展”股票的股民，在我营业部开得深圳帐号是0001号，当然这个账号只是专属黄浦营业部内部使用、用于买卖深圳股票的二级账户，也称之谓“拖拉机帐户”，只能通过黄浦营业部买卖，拿了这些股票帐户，即便到了深圳也是抛不掉的。
当时，我们在深交所既没有席位，也没有即时行情，营业大厅黑板上提供的是隔夜行情，即深市昨天的收市价、最高价、最低价，偶尔下午挂出一个前市的收盘价。
由于我人手不够，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的客户徐百明，自告奋勇每天担起了帮我挂行情牌价的任务。
这种塑料的阿拉伯数字牌挂一次大概要十分钟，因为挂得不稳就要掉在地上。客户简直是闭着眼睛填委托单，有的干脆填写市价委托。当时客户在“万国黄浦”开设的二级帐户，每笔委托汇总后传真到代理的深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深国投基金部则以一个股东帐号进行买卖，然后由基金部根据总的成交单分配给每个具体委托人。当时分配权完全可以由黄浦营业部掌握，因为对交易所来说是一个人委托，然而我坚决不要分配权，因为如此大的权力将会“害死”好多人。
当时还有人建议，每天的委托买卖先由黄浦自行“配对”撮合，余下不能撮合的再传至深圳场内撮合，我也是坚决反对，我认为将“集中交易”搞成私下“店头配对”，是“闯红灯”，干不得。
考察黄万国的右一朱镕基，右二罗时林（人行上海副行长），右三管金生，右四黄菊，右五庄晓天（副市长）
黄浦营业部因此成了深市的超级大户和上市公司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我为此也经常去深圳参加股东大会或考察公司，包括拜访当时的合作方深国投基金部的副总王卫卫，后来曾担任“光大证券（维权）”总经理助理的王光晨，后来曾担任“大鹏证券”董事长、时任财务部经理的徐卫国等。我在考察深圳市场时，拍下了深交所“上板交易”的珍贵照片，现在人们都将深交所当初在白板上的手工交易称之为“白板交易”，而深交所的顾问周顺祥则告诉我这叫“上板交易”。我在深圳时还拍下了“深发展”小股东因不满“深发展”1991年8月扩股时，向法人定向配售普通股，以及将优先股转为普通股的决定，从而聚集在深交所大楼的马路上高举“抗议信”的照片。
深交所门口股民抗议市场释放优先股，左一同去考察的王培君
尽管上海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深圳，但市场还是经历了四个多月的下跌，这是因为投资者信心的崩溃往往与证券市场的崩溃如影随形。
当然也不能事后诸葛亮，批评当时深圳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上涨，因为当时深圳股市的暴涨已惊动高层，为此《人民日报》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
国家体改委、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在中央高层引出了“中国的股票市场要不要保留”的问题，深圳市政府当然非常紧张，使出所有招术让股价下来。
当年“左”的势力对改革开放横竖看不惯，这对上任不到一年的江同志造成很大压力，幸亏江同志有对上海股票转让的了解和经验，早在1986年江同志就关注上海的“股票”转让问题，88年就曾分别到上海的两家证券公司去考察，去调研。
这两家公司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四、五十个员工。早期这种新型的小公司大多数人是不敏感、不在意的，而江同志则直言：“我来学习股份制，学习证券业”。
包括请股份制企业申华瞿建国、小飞乐赵坤兴上“康办”听取汇报。这一段经历，作用非同小可，使江同志顶住了压力，果断地将中国的证券市场保留了下来。
1991年8月19日开始，面对连续9个月市场持续下跌的严峻局势，深圳市政府，包括副市长张鸿义亲自参加，连续召开了四次动员企业、机构入市的“救市”会议，但以沒人愿意做“冤大头”而不了了之。
8月26日，深圳证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将《关于“调节基金”入市的建议》上报深圳市政府。副市场张鸿义当即在建议书上批示：
统一咨询小组（由禹国刚和王健等人组成）的几点建议。调节基金可在近20天内根据市况适当介入稳定市场。根据确定原则，请金明通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负责人）具体运作。要做好、做细，力争达到政策目标。市盈率可予公布，在此实现后，可考虑取消忠告市民之语。请显荣通知阅示。
深交所最初采用的是“白板交易”，周顺祥告诉我叫：“上板交易”，图中是深交所最早的顾问周顺祥，周老是上海人，91年92年也多次来我黄万国聊天，图中另二位是深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王健副总经理禹国刚
1991年9月在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支持下，一方面由深圳发展银行副董事长谢强用深发展的自有资金一个亿回购深发展，另一方面由金明和禹国刚直接指挥操作“调节基金”，以及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出资一亿元，由深国投副总经理陈正蓉领衔带领深国投证券部伍经理等操盘，目标就是龙头股深发展。
9月6日深圳综合股价指数跌至45.65点的历史最低记录，深圳股市面临“崩盘”的境地。在这危难之机，9月7日深圳起动了真正的“救市”，“调节基金”进场，谢强开始回购深发展股票，深国投“机构入市”副总经理陈正蓉、证券部伍经理全力杀入深发展，当天深发展才13.40元，到9日29日达14.95，到10月3日，深发展当天最高市价到16.10元，至10月10日，深发展股价已达26元。市场从此开始大转折，深圳长达十个月熊市终于结束，并且上升为报复性上涨乃至暴涨。政府“救市”功不可沒，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功不可沒，交易所作为“裁判”躲在幕后指挥虽说有违公平，但成败论英雄，从救市最终成功角度讲，也“功不可没”。
随着深圳市场的反弹，深圳股市在上海再次沸腾起来，黄浦营业部可热翻了天，就以当事人陈荣为例，10月6日买进宝安才6元多，十几天后到营业部拿交割单时，股价已近11元。
黄万国营业大厅，每天人满为患，工作环境极差
万人争相入市，排队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4、5个通宵。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工人文化宫二楼攀缘而下奋勇跃入排队的人海，伤及自身，殃及他人也在所不惜。其中“十六铺”轮船码头的票贩子，一度成为深夜冲击队伍的“插队专业户、排队专业户”。
此时黄浦的治安情况比较严重，如果不提高委托起点，通宵达旦的排队非得排到人民广场不可，治安的矛盾将更集中到我身上，我不能束手无策。为此我不得不逐步提高每笔委托起板数，从5万、10万、15万，最终提高到必须超过20万元，尤如砌墙，越砌越高，之后股民们称其为“砌墙头”。如果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当时的居民储蓄与现在的居民储蓄比，以及物价的上涨，以增加100倍来计算，也许相当于每笔委托必须2000万起板。
应该隐约可以看到深圳七个老股票每个股票的委托起板手数
当时虽然有好多人对我这一做法不理解，好象我只做大户，不做散户，其实当时一次委托要20万起板，哪是什么“大户”？连散户待遇都不如，露宿街头，排队几天几夜，只是领张委托单，委托、清算都在大厅柜台，“大户室”根本就没你的份。设想，在深市暴涨行情下，如果我不设底线，委托的队伍排到人民广场，广东路长期堵塞不算，主干道道路交通也要堵塞，公安难道不会找我算帐吗？当然更主要的是当时是手工操作，一开始也没保金户，（逼着我这个学工业会计成本会计出身的我，后来实行了保证金制，不管你客户是否到柜台来结算，我们营业部自动给你清算，到时随便你什么时候到营业部来，只是领取清算交割单而已，跟资金余额没关系，不用还给你，不得不说这是在全国证券营业中第一家采取保证金清算的业务，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家实行深沪二地股票资金均实行无票交易的营业部，而且存款余额我们还给予金融机构存款利息，聪明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故意将钱存到营业部，我们又开展了资金放贷的业务）当时委托都是捧着现金当场收款，记得每天交付给上海工行的净现金超过800万，我想了个办法让工商银行到营业部直接做柜台出纳，晚上直接解库。
记得有一次周五收市后，例行编号登记下一周的委托，当下一周的编号全部发完后，队伍却依然望不到头，大家不肯散去，此时不知那位带头开始高呼我的名字：
“一二三，谢荣兴，一二三，谢荣兴”。
我听到声音后立即跑到门口去看倒底发生了什么意外，一看到大家都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当即决定，继续接受委托，登记下下个星期的委托！
黄万国马路上看大厅内行情
交投异常火爆，清算极端落后。每天“清算”都是通宵至黎明，并且提前将客户的“交割单”于早晨7点开始办理，而最最急煞人的是深圳传来交割单时间太晚，以致于有时到次日开盘前还未完成清算。
合作部门问题更大，由于资金在途原因或汇总申报差异以及分配不当等原因，造成投资者经常应该成交而没有成交的情况，向我投诉、吵架者不少。（95年我加盟君安后，在总裁办公会议上从深交所加盟君安的副总裁殷可聊起当年代理深圳股票，他当时在深交所办公室工作，讲了两条，第一，你黄埔营业部一直占了深圳市场80%的买盘啊，第二，经常接到上海股民向深交所的投诉信）。事实也确实这样，尤其是随着深圳市场的大反转，一周前的委托成交单拿到手后往往已涨了20%。我想人行上海金管处也一定收到了大量投诉信。
黄万国的办公室是在营业大厅的搁楼里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把我大包围的情况，因为涨幅最大的时候，所有市价委托的人也几乎都没有成交，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们现在的资金从上海划到深圳大概只要1~2秒，而当时是因为资金在途没有到帐。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是当天存款，当天就可以委托，而实际情况是：客户的钱当天进柜台，晚上解入银行，银行第二天划款，异地划款标准时间三个工作日，如果银行要“吃头寸”，则要四天才能真正到帐。我怎么解释也没用，我只能大声疾呼，你们再吵，我真的要关门了，人民银行已经在骂我开深圳股票是“未经批准”，你们也不讲我好，我真的不干了。
事后我知道，这其中不仅有银行的原因，据了解深圳国投基金部还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暴涨的时候自己买进，无奈我无法进行远程监控。
这次大吵之后，我想起了学法律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道理。我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连夜起草了一份《委托买卖深圳股票协议书》，《协议书》申明：
本业务部是二级代理深圳股票，只负责代理电话传真委托工作，成交与否，责任自负，与本业务部无关，同意者，就在委托之前签上承诺人姓名。
客户每委托一次签名一次。我将此份协议称之为“免责条款”，而客户则戏称为“生死合同”，听天由命。说真的这一招还真管用，好几个月没人到我这里投诉。
但说来也怪，数月后又有人向我投诉没有成交的情况，我说你委托协议签过没有，他说不知道有协议，我问柜台受理人员范樊，范樊对我说：一方面协议用完了，一方面也没人来吵，就算了。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经济合同“无戏言”。
就是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万国黄浦营业部登记的深股投资者超过了2.2万户（或者说是2.2万个“船队”），整个深市的买盘经常是80%来自“万国黄浦”。
然而，就是这一率先打破沪深两地割据、沟通两个孤立市场的举动，却得不到理解。只做沪股不做深股的投资者说我使上海的资金流向了深圳，影响了上海股票的上涨，不仅添油加醋向上海的主管机关反映，甚至有人把营业部张贴的深圳股市有关分红、派息、交易等通告撕毁。当时人行上海分行主管金融的副行长周芝石在金管处严旭的陪同下，曾亲自到黄浦交易大厅暗访，我一发现马上上去打招呼，周行长摇摇手示意不要声张，因为这是暗访。
过了二天，金管处通知公司，要王培君带上我到行里。周行长说：我是到了深圳才发现你们和深国投基金部可以互相代理股票交易，你们经过谁了，谁批准的？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在场的还有时任金管处的处长王华庆（现在是人民银行总行纪委书记）、副处长张宁（后任上海证监局局长、上交所监事长）、科长严旭（现中共上海金融党委书记）、科员黄为（现在是勃海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这既是我证券从业中受到批评最严厉的一次，也是我与主管部门针锋相对、大吵大闹据理力争最强烈的一次。
右起：严旭（现中共上海金融党委书记），谢荣兴，王华庆（现人民银行总行纪委书记），黄为（现勃海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吵架归吵架，其实都是好朋友
指责我最厉害的是王华庆，一则他是处长，他必须唱“红脸”，第二，据说和深圳互相代理的事管金生曾和王华庆打过招呼，王是默认的，王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出身，也是设立交易所参与可行性研究的人员之一，因此实际上是比较开放的，但现在顶头上司怪罪下来，只能以此表现来避免连累自己。我心里明白，但又不能说穿。王培君一看我顶撞的太厉害了，也劝我态度要好一点。我这时“登”地站起来，借机大发脾气，“指桑骂槐”，我对着王培君讲：你给我多少钱，我要这样拼了命日做夜做，我们营业部的人全要做煞脱了（全要累死了）。
马云讲工作时间是996，黄万国是997
我朝着王培君“威胁”：你们再说我这也错那也错，我明天就在营业部贴布告——人民银行不准我代理深圳股票，我不干了，你看怎么样？当然我心里很明白，几万名股民即使坐火车乘飞机到深圳，也抛不了股票，因为他们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在交易所也没有股东帐号，他们是二级帐户，是N个有万人以上的“拖拉机”帐户。
是非自有公道，就在这次“训话”中，现任上海证监局局长、时任金管处副处长的张宁深知木已成舟，出面打圆场，先给我戴“高帽子”，说我对证券市场作出了贡献，大家是清楚的，此次谈话只是提醒我不要因为压力太大、人实在太多、太拥挤而出事情。当然，我还得干下去，几万名股民的买卖怎么可能停止呢。
现在回忆，还是上海人行金管处的领导对我比较宽容，上海毕竟是沿海，毕竟是开放的市场。其他省市的处境更困难。浙江证券公司于91年，以耗资近50万元、每年还要支付8万元专线线路费的代价，开通了跨省市同上海证券交易所连通的远程同步证券行情报价和交易电脑网络系统，实现了证券委托代理买卖的异地联线。谁知，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发了个通报，批评总经理李训，之后又把这件事报告人民银行总行，总行向全国发了5万份通报，批评浙江证券，说这个做法不对，为什么把上海的股票拉到杭州去卖？并批评李训胆子太大，有点忘乎所以，本来要处分李训，后考虑到年纪大了，处分就免了，后来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调侃说：“总行通报帮你做了广告增加你的知名度。”
左一谢荣兴，左二浙江证券第一任董事长李训，右一华夏证券第一任总经理邵澄
相比之下，李训是上海会员做上海股票，我是上海会员做深圳股票；李训是铺设光缆专线连网，我是一根普通的传真线拔号；李训是用上海股东帐户代理，我用的是自己编的“二级帐户”交易；李的杭州股民是看着行情委托，我的“深市”股民是闭着眼睛填“市价”。最终“容忍”我全市“独家代理深圳”，本不该出生的，硬是活了下来，让我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据一位深圳股东帐号为0022号（黄万国的二级帐号）的投资者楼志文（是知名度很高的散户股民，也是1995年1月延中实业的原始股东）回忆称：
你谢经理从人民银行回来后，第二天贴了张告示：由于柜台太拥挤，即日起只接收深圳股票的卖出，暂停买入深圳股票。客户问你谢经理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人民银行规定的，股民们又拥到人民银行去“理论”，后答复：会恢复允许买入，但只此一家，别的公司、营业部都不可以。不久你又恢复了双向买卖。不过这一重大曲折我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
由于我有切身体会，1994年5月5日，我第一个在上证报上提出：“要建立统一的更具权威的垂直领导的证券监管机构”。（其实当时虽然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但是没有对各地方证券监管实行垂直领导，并导致了96~97年深沪两地政府两地交易所的恶性竞争，此时才把两个交易所收归证监会管理，包括印花税基本归财政部所有）。
黄浦营业部代理“深圳股票”，其市场意义不只是“全国第一家开设”的问题，同时还带来了其他一些创举。
美林证券董事长考察黄浦营业部
在黄浦营业部买了深圳股票的投资人，实际上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取得该上市公司的股票，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也没有这些“上海投资者”，而是集中在几个“股东”名下和营业部的名下，他们实际上只享有受益权，间接参与权，和部份处分权，他们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当然也没有任何表决权，这种间接参与权的代理实质上是目前在香港“经纪人有限公司”实施的“代理人“业务一样，承担的是“代理人”职责。包括B股开放前由于国内居民无法直接购买，变通的办法也是采取了一个主帐户下面挂几百个二级帐户代理买卖，俗称“拖拉机”帐户。
由于每次委托投入必须二十万起板，一年内虽然说注册只有2.2万户，但实际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是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集合起来的资金，而且看似十几个同事，十几个同学的团队，其实背后是十几个家庭，无形中引发了诸如民间“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资产委托管理”和“经纪人”的产生，按现在讲也算“集合理财”帐户。
黄浦的二十万起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话题，1992年2月24日张青在上证报发表署名文章《自发的投资组合“民间基金”在悄悄兴起》，对“民间基金”分析的非常祥细，值得一读。
只要经常去股市的人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许许多多老资格股民中身边突然会冒出了一些投资“大户”，这些“大户”象雨后春笋一般，真叫人一下子傻了眼。
一经打听，方才明白过来，人家不是一个人的钱，而是众多亲朋好友，或者同事们一块儿凑的，每人数千至一万元左右，二三十人拧成一股绳，就有20多万元，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用的是一张股票账户。难怪乎一些不明白真相的人真纳闷：咋的这些人似有天助，发财如探囊取物！原来还得怪自己只见其表，不知其里。
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到黄浦营业部调研
据了解，目前上海股市上象这种形式的投资小团体已达100多个，大多数是单位里的同事们自发组成的。还有个别单位的工会出面进行组织，并且这种现象还在悄悄兴起之中。
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众多散户自发组合成投资小团体，资金合在一起，统一行动，这样既分散了风险，又增强了实力，提高了在风险市场上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深受广大散户投资者的欢迎。但是也有人指出，这些由民间自发组成的投资小团体存在着种种弊病。
从投资方式来看，把数十人的资金集中到一张账户中，由一个人代理进行投资操作，而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行为，市场风险很大，对价格走势的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旦发生容易引起纠纷。由于这种民间自发团体缺乏严格的组织体系，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加以约束和保障，所以，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就有可能产生很多摩擦及矛盾，甚至于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现在有的团体代理人整日出没于股市，而原单位的工作却由其他人员代劳。这种现象如若继续蔓延，将不得不令人担忧！
笔者认为，这种民间投资团体的自发产生和逐渐增多，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它类似国外的投资基金会，是广大“小户”、“散户”投资者在风险市场上图生存，谋发展的自然需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应正确地引导，当然，这还有待于我国包括民事法在内的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代理深圳股票业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91年5月16日我开始第一笔代理深圳股票买入时，谁都不知道当天场内的交易价格，到92年12月18日，我们开通了与深圳交易所同步的实时交易行情；从一开始买入不设最低数量，到每笔委托必须20万资金起板。
社会各界对开办深圳股票买卖的认识也有一个从禁区到认同的变化过程。从只做沪市的股民、监管部门的人行都为“资金流出”“沪市失血”而耿耿于怀，到结果实现双赢，流出的资金不仅最终流了回来，而且还增加了近十个亿的盈利。
以“深宝安”为例，我开通深圳股票交易才一个多月，1991年6月25日深圳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上市。宝安股票成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六个挂牌交易的股票。由于深圳当地几乎没有什么买盘，当时在深圳市场谁都知道80%的买盘是上海万国的黄浦营业部所为，所以宝安一挂牌，宝安的总裁陈政立、副总龚华就立即到黄浦营业部来“路演”，当时宝安股价只有3元钱都不到，上海投资者的买入价大多在3—4元之间，而股价最终涨到36元，上海投资者在深圳股票上赚回了近10个亿，而当时上海股市全部流通市值还不到10个亿。这笔庞大的原始积累成了日后买认购证和沪市买盘的中坚力量。
同时上海的资金也为深圳股市托盘、建立信心，最终走出历时10个月的大股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自诩：我应该成为深圳市“荣誉市民”，（禹国刚：你不能只记得周顺详，不记得我谢荣兴啊）
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我黄浦营业部门口的马路沙龙上与股民聊天
如果说1989、1990年的深圳股票是“过江龙”香港人炒的，1990年上海股票是深圳人炒的，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1991年深圳的“大底”是上海人“抄”的。
我曾在上海的一次证券专业函授班面授时，公开剖析：深市从暴涨到暴跌到反弹，当地人为何反应迟钝，这是因为没有对沪深两地市场进行对比，涨得时候涨疯了，跌得时候跌傻了，不识“深市”真面目，只缘身在“深市”中。而上海万国黄浦的买盘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分析深市走势的主要“风向标”。
深市投资者楼志文，在深圳股票上赢了大钱，高兴之余，署名“范桐”写了一首藏头诗，在1992年12月26日用明信片贺年卡寄给我，将我的名字镶嵌在每句诗的开头，以感谢我改变了他的命运，诗云：
谢君为民创厚利，
荣耀股市尽全力，
兴建万国栋梁材，
发财何须等来年！
现在信手翻开这些资料，回想这些故事，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真谛：人生最大的欣慰是奉献。
尾声
黄万国打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理业务，只是黄万国十四个全国第一的之一。
感谢申万宏源证券，为抢救中国证券市场的文化史料，现在黄万国原址筹建开辟了＂黄万国证券历史文化陈列馆＂。
开放后欢迎大家去参观。
93年黄万国的团建工作
当年的小朋友（大多数是职校中专生）回娘家了
老同事在万国内刋中发来我的“别传”，三十年了，句句是真话。
黄万国先后出了几十位经理，还有证券公司总裁，证券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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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其霖